“5·12汶川地震，我跟着他去家访。他立马跪在失屋的两个老人面前。老人的子女和孙辈全部遇难。他抱着两个老人，听他们心里哀伤的事情。那个时候，给到人们的那种温暖，是无可比拟的。亲人不一定能给你那种感觉。”——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2011年10月31日，四川绵阳老北川遗址，广场上被损坏的大禹雕塑。 孙湛 澎湃资料图
血意味着从天而降的灾难。人类聚居之处，地动山摇，难免流血流泪。
血也是志愿行为的起点。5·12汶川地震后，各大城市街上的采血车旁边，前来献血的人群排着长队，甚至一度堵塞交通。
那时，有很多人坐不住，前往灾区支援。绵阳人高思发与QQ上的网友们结伴，向北川灾区运送物资，在那儿帮着做点事。这支队伍当时叫做“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他打算暂时放下生意，做两个月志愿者。在任家坪，他给北川的孩子搭建了帐篷学校，免得他们到处跑不安全。
退役军医张小红也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时间从成都进入灾区，进行医疗救助。
虽说，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年被称作“公益元年”，但高思发和张小红等人当时还想不到，自己会与伙伴一起，在公益道路上走到今天。
而绵阳师范学院社工专业大二学生文太科，也在老北川附近的安置点做志愿者。他接触到来自香港的社工，被安慰人的力量深深震撼，真正认同了自己的这个专业。
大灾来临时，血将众人变成亲人。也有社会组织因血而生，希望延续这种人与人的连接。
成都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刘飞，组织了公益剧社“爱有戏”，招募志愿者，用戏剧等方式讲述血与献血的故事。过了几年，爱有戏成为一家5A级社会组织，从事社区文化与社区互助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如开展让街坊讲古的活动，以及社区安全教育。爱有戏还借鉴传承古代“义仓”的内涵，建立现代义仓——社区居民捐物互助，也增强了社区的力量。
如今刘飞的机构有许多工作。她不再像在5·12汶川地震时，只是忙着组织市民献血。
二、巴拿恰
“受5·12直接影响的，已经非常少。虽然有心理的震动，隐藏在生活之中，但也要把标签撕掉。人会长大，会回归自己的生活。”——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2011年5月12日，北川县旅游文化产品电子市场开业。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灾后异地重建的北川新县城人潮涌动。 视觉中国 资料
巴拿恰是羌语中的“集市”。北川新县城的步行商业街以此命名，这里也是四川最大特色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仿古建筑颇为精美。到了周末，去巴拿恰逛逛街，也是一家人很不错的消遣。在异地重建的成果之上，老北川人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
巴拿恰商业街还是一种分界。从老北川搬来的人，住在巴拿恰北边的安置社区；而本地农民的社区在巴拿恰南边。北边的生活气息相对浓一些。本地上楼的农民大多得了三四套房。有人出外打工，也有人忽然无事可做，难免不适应，甚至空虚无聊。
巴拿恰是北川新县城的标志物，可以代表这里完善的硬件和美丽的景观。援建的效率非常之高。但相比几年后的雅安灾后重建，在北川灾后重建时，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需要支持更多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
在2009年底，“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高思发，注册了北川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即如今的“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而2011年底，他们在这里第一次拿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北川新县城的安置社区，做社区的文化服务和综合发展。大概可以这样说，就是让这里的人对社区认同高一些，生活丰富一些。
陪伴北川九年的高思发早已不再做商业。在北川的帐篷学校，他认识了那些来到帐篷玩耍的孩子和他们受灾的家庭，还有那些帮忙照料孩子并乐意伸出援手的志愿者——从此，志愿者成为资助人，而孩子成为受助对象，高思发则走上助学之路。
如今，他所发起的大鱼公益，在接受更多资助人的捐赠，其助学对象也扩展到家庭贫困的孩子，而不再是受到地震伤害的孩子。作为专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高思发要为资助人把钱用好。这是最常态化的公益，也是应对下一次灾难的准备。
虽然从志愿者转变为专业公益人，但他仍然被称作“高队”，这或许是某种不忘初心的意思。
三、成都4·20联合救援行动
“路上半夜两三点，讨论每个人的分工、每个机构的分工，谁负责交通运输，谁负责物资筹集，海哥负责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发布出来。南都基金会开始资助了两万元钱，第二天看到我们有序救灾，便紧急开会，专门针对我们的救援行动，资助提升到20万。”——张小红／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2013年4月25日，芦山县通往重灾区太平镇的路上，一个名为白毛巾的志愿者团队在堵车的路上，团队成员仔细研究当地的地图。 东方IC 资料
2013年4月20日早上，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的消息传来。当天下午，成都爱有戏原定在成都肖家河办义集，临时把主题改成“我们和雅安人民在一起”，接着开始募集物资。肖家河成为这场联合救援行动的大本营。
联合是有序的。大量救援物资涌向肖家河，共有八家社会组织参与。刘飞和丈夫杨海平开始担当协调工作。那些年，人们更加相信民间机构。爱有戏要根据前线信息反馈，及时精准定点派发物资。
4月21日凌晨，张小红、杨海平、高思发等六人押运物资，赶赴芦山。路上遇到封路，因为需保证救援车辆通行。张小红与另一位公益人，租了老百姓的摩托车，带了一些物资向前走，并及时发回需求信息。其他人分头去了其他受灾地点。
大家要在现场收集受灾信息，及时反馈情况，并安抚村民情绪。有受灾村民在路边帐篷里，眼看一车车物资从眼前经过，情绪激动。张小红便赶快向后方反馈，用摩托车先送一点物资上来，平复灾民心情。而物资也不能乱发，必须统计人数和需要。张小红发现，现场的米和油不够，就统计前面一个组的老人，尽量把他们先照顾到。
另外，社会组织发放物资，好处还在于，因为是第三方献的爱心，灾民不会挑三拣四，不会埋怨政府照顾不周。
在这场救灾行动中，社会组织各自努力，又相互协作。虽然起初出现问题——大本营的人员，押送物资到现场，又因灾区忙碌而无法返回，使得中心缺乏调度，但相关权责第二天就被明确下来。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组织也有了抱团发展的意识。
之所以能做到有序，不仅是参与者这些年间在各种行动中增长了经验——比如，张小红参与过玉树地震救援，还因身份已然不同。这些在2008年凭热情前往灾区的志愿者，此时已注册了社会组织。这个身份对应的是明确的责任和义务。
行动也成为一些社工扎根雅安的起点。因透明高效，行动得到了诸多基金会支持。比如，腾讯委托联合救援行动驻点，在村里建八个社工站。
实际上，安置工作对应的就是社区服务。比如帐篷里没有电，就要在安置点放电影；小孩没人管，就要有人手帮忙。救灾时，村民都是志愿者。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自然而然地，各个机构分别选择在自己救灾的地方来建社工站——心家园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而爱有戏在飞仙村。这两个社会组织的社工，至今仍以不同方式，陪伴着当地的村民。
四、雅安群团中心
“雅安的本土社会组织是因4·20地震而产生。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中心跟你们都是同时出生的，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刘雪松／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
2013年4月21日，雅安芦山县体育馆外，一名志愿者高举着“谢谢你们”的横幅。 澎湃资料图
雅安群团中心，是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简称。早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一周，其前身“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就已在灾区运转工作，协调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力量。
此事是官民良性互动的绝好范例。当时，雅安灾区还有大量外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缺乏信息沟通，也一度产生混乱。有学者看到“成都4·20救援行动”的有序，结合当时情况，撰写了报告。而报告得到正在灾区视察的副总理汪洋的批示。4月25日，四川省委救灾指挥部成立了社会管理组。4月28日，由团省委牵头，芦山成立了首个“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5月12日，省市共建的“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成立。对政府的救灾服务，与社会参与救援者的救灾行动，进行同步调控安排。2014年3月，随着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其更名为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大家看到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在雅安的灾后重建规划中，社会管理服务成为一个专门的部分。而雅安群团中心的任务是，继续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让政府的相关规划与社会组织的项目能够对接。
实际上，在接纳外来社会组织的同时，人们也希望雅安本地能有自我服务的能力。孵化和培育本地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以及更长远的社会治理工作，成为雅安群团中心的重要使命。
从2015年开始、为期三年的灾后重建规划中，雅安群团中心共有9042万资金可用。这笔钱除了用于市县乡各级群团中心的体系建设，以及较为常规的关爱项目，就是进行本土社会组织的培育。
第一年，雅安群团中心已完成培养一百家社会组织和一千名社工人才的任务，但其成长发育还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得让本土的社会组织有项目做，能够真正按照公益的方式去实践。这两年，雅安群团中心设计了“我爱我家”项目——工作人员在全市找到100个项目，由49家本土社会组织承接。还引入南都基金会和壹基金的资金支持。而成都的爱有戏全程担当培训和项目督导的工作。
这只是雅安群团中心诸多具体工作之一。
雅安孵化本土组织着实不易。本土组织对撰写标书等程序大多陌生，财务方面也不够细致，就连申请项目的过程也是锻炼。因此，需要不断面对面地教。其中还得去粗取精，今年要选择扎根社区的十余家社会组织，进行重点培育。
雅安群团中心的创新意味是明确的。2016年7月，雅安市委市政府对灾后重建工作中有功单位和人员记功，雅安群团中心得到了二等功嘉奖。这无疑也是对灾后重建中社会组织工作的认可。
群团中心搭建平台，让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并孵化本地社会组织。“雅安模式”大概可以这样概括。但雅安群团中心的身份，终究有些尴尬。它是不登记的群团组织，而不是一个法人单位。另外，灾后重建规划是三年，三年后该怎么办，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胡焕庸线上的机制创新，又与民间社会的发育紧密相连。相比雅安，云南昆明虽然是公益组织最早的摇篮，但昆明本土缺少核心的系统，缺乏和政府相互连接的契机。社会组织不找政府，政府就更不找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就自己瞎搞，政府不得不干涉，形成恶性循环。哪怕是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恐怕也挑不出一个爱有戏这样的组织。
五、上课
“2011年，我们第一次拿到基金会的项目。我折腾了三个月，才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那套项目财务体系搞清楚。现在我用那套东西，加一些小小的改良，已经给上百家的公益组织做过培训了。”——刘剑峰／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副领队、原点公益慈善中心主任
2013年4月23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芦山中学，小学生在安置点的帐篷内对着镜头做出胜利的手势。 澎湃资料图
上课首先可以视为公益的入口。5·12地震救灾时，刘剑峰起初是以志愿者身份前去帐篷学校帮忙。而这一帮就是九年，并与高思发成了搭档。
高思发还把当年的帐篷学校，延伸为每个暑假的营会。每年有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来到北川，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学习与同龄人相处，过集体生活。这是心灵助学的一部分，高思发觉得，物质上的关心还不够。
上课也是社会组织交流和连接的重要契机。心家园的社工吕小英，自雅安地震之后，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驻点工作。他通过一次培训，结识了高思发。后来，吕小英学习了高思发的营会组织经验，也在雅安组织了一次中学生夏令营。
给村民上课，也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吕小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所做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本土人才培育项目，即培育本地村民成为社会工作者。也就是说，把方法教给村民，让村民自己来给自己做服务，最终发生改变。这些村民区别于专业社工，故称之为乡工。
上课也是“零八帮”发展壮大的证明。财务管理问题最让一般的公益组织头疼。刘剑峰自己是财务出身，也是研究许久才弄清楚。针对基金会的财务体系，他已经培训了上百家公益组织。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公益人，都在传递各自的经验。
上课最终关乎个人成长。史加利曾跟着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在雅安进行灾后重建的心理援助，如今也转为常态化的社区工作。作为雅安本地社工，这个生于1994年的姑娘，去过鲁甸支援，也去过缅甸的受灾地给当地教师做培训。她发现，这些受灾的地方真的需要专业心理手法，自己原来一直在成长。
六、扎根
“我们就想尽量把它落在实处。能有尽量多的人留在这个社区里面，从事社区服务，建设自己的社区。而不是拿到项目，就机械地按照项目来做。”——吕小英／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吕小英在项目点，这里既是心家园的办公室，也是家里的客厅。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扎根就是与当地紧密连接。吕小英三年来很少离开大同村和仁加村，顶多去芦山县城办事。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项目点。那儿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家，空气里混合着孩子的尿味与饭菜的味道，噼噼啪啪的键盘声与来访乡工的谈笑声。
墙上贴着感谢信和锦旗，是心家园“4·20”在这里救灾的证明。张小红当时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救灾是社会组织与村子的连结契机，但这也形成了认知惯性。村民对物资发放印象深刻，把社会组织当作“发东西的”。假若不发东西，村民就不来参加活动。于是，吕小英便设计出一些规则，通过发礼品来增加村民之间的互动——总比去其他地方听讲被骗钱好。
扎根意味着因地制宜。原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的是返乡青年和妇女，希望当地有人带动整个村子。但在仁加村和大同村，正值灾后重建，青壮劳力都在修自家房子或维持生计，余事无暇顾及。于是，吕小英与扶贫基金会沟通，重新定位了项目，以老人为主，来培育本土社工人才，即乡工。
乡工中也有两位年轻妇女。如今，她们已在各自村里成立了机构，自己成了法人。李传俊在仁加村主要做生计项目。罗静在大同村主要做社区服务。吕小英手把手地教她们写报告，申请项目，组织活动，为村民服务。
扎根是希望能够传递影响。要让本地人为自己服务，本地人受益以后，哪怕社会组织走了，精神还在。而心家园的这个项目明年就结束了。可能要在更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个项目到底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文太科也喜欢呆在山上的项目点，虽然他在新北川县城买了新房，并把松潘的家人接来，却并不时常回去。他更喜欢在山里接触土地，在村里接触牲口，在办公室坐久了，感觉全身都不好。
文太科认为，要注重与政府的关系。他有时发现，站在对方的职务上，去考虑全局，就可以防止自己犯方向性的错误。他随时会与政府部门沟通，说自己需要怎样的协助，以及对方可能需要自己做什么样的工作。
扎根也可理解为长期陪伴。在高思发看来，助学的孩子在长大，在发生变化，而家长和孩子与自己的情感也在产生。高思发发现，家长生命里的事情，可能不讲给亲人听，却讲给自己听。而他的目标是，要和孩子产生关系，培育孩子承担家庭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他希望，资助的两个孩子，未来有机会进入中国心，成为自己的同事。
高思发正在试点家长义工，希望能把资助人、家长和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进行连接，把助学的大家庭建立起来。
因为陪伴，中国心也有所延伸。最初，是从救灾开始做的助学，但发现，单方面经济资助无法改变现状，就从助学延伸出社区发展。高思发和刘剑峰曾想过，是否要集中一些，但哪一部分都无法割舍。于是，大鱼做助学，羌魂做社区发展，原点做灾害应对。正因逻辑上有需求，大家才做了这些事。
扎根是个主动行为。社工专业科班出身的吕小英，不喜欢那些“有救世主情结”、“讲大话”的社会组织老大，对来自江湖的高思发却是激赏有加。敏感的人总能体会到那种道德绑架与脚踏实地的差别。自我满足与渲染悲情往往意味着，并没有真正地扎根下来。
七、项目
“我老公都支持我的，随时都安慰我：你不要着急，接得到项目就做，尽量去争取，没接到就算了，休息一下，不要灰心。”——廖国香／雅安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村民、爱有戏之家负责人
仁加村和大同村的乡工们，在活动室里准备开会。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项目”可能是个令公益人士又爱又恨的词。吕小英一家之所以能团聚，是因为2016年这里的某个项目，需要一位有儿童项目经验的社工专业人才，而人员配套经费每月只有1800元。吕小英意识到，这点薪酬难以吸引到合适的人，而妻子刚好符合条件。虽然钱不多，一家三口能在一起也很好。
但做项目时常身不由己。为使本土社工人才成长，吕小英给附近的五个村子，申请到以舞蹈队、民乐团等为载体的妇女互助项目，让村民自己去操办广场舞大赛等。为了跳舞的场地，一些村民还组织起来，休整了坝子；有的村民，趁着练舞休息，一起做饭，其乐融融。项目只有半年。而村民至今对这段快乐时光意犹未尽。
社会组织当然希望有项目做，否则无法生存——虽然管理费通常比较微薄，往往需要联络其他资助。但在高思发看来，项目持续时间更重要。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是要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今天购买服务，明天不买了，社会组织本身就无法对社工负责，不仅没尽到责任，还把社会秩序搞乱了。这也不利于自身机构的人员稳定。因此，时间少于三年的不做。
正在实施中的项目，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持。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中——通常是管理者忽然更迭，政策方向变动，一切得重新开始。另外，政府部门需要考虑更多面上的事，需要让事情看得见，更容易评估。比如，需要频繁举办活动，对应大量人力成本投入；但未必看得见被服务对象的改变。
相对而言，基金会比较倾向于小而美的工作，会与成熟的社会组织结成长期战略伙伴，但其要求也更加精细。初创的小型公益组织——如雅安本土的社会组织，往往达不到要求，申请不到基金会的项目。这样看，雅安群团中心的“我爱我家”项目，更大的意义是提供锻炼机会。
项目是向本地社会组织传导经验的载体，执行项目是成长过程。在雅安，外来的社会组织，多半会把本地的项目——多数是来自群团中心的项目，转包给自己孵化的本土社会组织去做。但后者也面临难以独立申请到项目的问题。
比如，在爱有戏的帮助下，飞仙村的廖国香等人成为社会工作者，成立了“爱有戏之家”，并执行了爱有戏转包的乡村摄影项目。并在村子里开展许多工作，比如上门帮助不便行动的老人，或组织歌舞表演。不过，虽然廖阿姨等人做过几个“我爱我家”的项目，还把机构的管理费——即自己的人力成本，也用在了活动里，相当于不计成本地工作，但她们不擅长写和说，要学习申请项目，与年轻的大学生竞争，并非易事。
即使是返乡的年轻人，学着写申请项目的标书，也不容易。在大同村，罗静开始独立申请公共空间的项目，吕小英在旁边反复指导，一个文档写了好几次。
八、乡工
“七八十岁的老人，儿童时代的玩具弄出来，她老公说她是乖乖，逗得别人看着笑得不行。给她一种平台。大家欢乐自己，是不容易的。”——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乡工们的排班表贴在活动室的门上。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乡工的主体是老人。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许多乡工是当地的老年协会成员。
他们平日负责管理村里的活动室。值班有补贴，但更重要的是服务社区，比如陪伴来玩、来借书的留守儿童。
大家在一起众筹了重阳节的大型活动。有人买菜弄饭，有人照顾老人。坐了六百多人，共有八十桌。全村人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大家还组织茶会，有人分享受骗的经历，有人唱山歌，说起了夫妻的故事。她感觉，这其中包含着人的改变。要根深蒂固为社区做事，有为社区服务的美好的心。
乡工石传敏提到，谁会发月饼给他们吃？这就是无私地对他们好。她比较乐观，认为心家园把这个地方提升起来，未来也可以放心离开。
乡工年纪比较大，固然是个问题。但吕小英认为，老年乡工在这个地方，即便不做社工，也还是这个地方的人；大学生就不一样，更容易离开，留不下来。
乡工们也得到一些出外访问的机会，这无疑开阔了视野，也增强信心与认同感。
李传俊去过一次深圳慈展会，留下深刻印象。她觉得，的确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好，也想在公益方面发展。
李传俊想到，地震过后，家家户户出去打工，许多老人需要照顾。但家庭中往往是，小孩是宝，老人是草。大家并不重视老人。“想为孤寡空巢老人，要一个长期固定的场地，中午有一顿餐，有一个老人兴趣班，长期感受到温暖。”但她觉得，目前似乎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与已有项目的方向差别太大。
吕小英强调痕迹管理，需要随时写下来。但李传俊感觉，文字工作太累，时间大部分耗在了写东西上，宁愿多做点事情。毕竟，她当年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李传俊感觉，做公益好难，与村民相处，虽然有改变，但并不大。
吕小英在村子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他认为，在这儿不一定要追求改变什么，只是做一些事情。因为，社会组织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过促进或陪伴就可以了，至于能否改变，那是自己的事情。
九、路
“从雅安地震，我就发现一个新的模式。和修房子一样，最基础的那一层永远最重要。先谈基建，我们把老百姓最关心的生活最着急的事情解决掉，然后再跟他们谈文化，大家就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到了一定程度，然后开始谈发展。”——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远眺北川地震遗址。在四川的大山里，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常将村道损毁。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路是救援的通路。这里地震泥石流多发，路上常有大块碎石。由于气候与地质条件，村里的路极易被损毁。
但修路也是参与的契机。在雅安地震灾后重建中，文太科做过一个修复村路的项目。针对一条老大难的路，村民反复协商，自己组成管理小组，共同捞石头填路基。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反复做工作，但最终结果是，以最节省的办法，做了最多的事。既解决了实际问题，村民也凝聚为共同体。人的改变就此发生。
文太科感觉，这样的模式，真正切合社工里讲的自愿原则。与路相似的，还有用来办公共活动的房子，以及消防池等减防灾设施。
十、羊
“我申请项目时，有一项是可持续发展的，想等我们这个羊生了小羊，一户带动一户。结果看着去年价格降了，很多老百姓就说不愿意养了，就连把羊送给他们，都不愿意养。”——李传俊／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爱心家园负责人
仁加村乡工李传俊申请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在家里养羊。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羊不仅是羌族图腾，还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而在雅安灾后重建的地方，那些还有老房子的人才有条件养羊。并且，养羊的收益还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要看天吃饭。
李传俊申请了扶贫基金会的养羊项目。今年五月就满两年。她一共养了三十只羊，本来希望靠养羊来补贴其他项目的人员经费，但市场行情不好，收益无从指望。
好在，养羊的成本全由扶贫基金会负担，每户三万元。李传俊也没有额外的损失。
而吕小英认为，还是得让申请这类生计项目的人出一些钱，否则很难保证积极性。
鸡也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看似成本低，但也十分麻烦。2011年，文太科曾在映秀的村子做灾后项目，养了两年鸡。他不光募集贫困户，自己也学习养殖技术，还请了专家帮忙。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饲料，鸡感冒了还要给打针、喂感冒药。还去学了鸡的宰杀和包装。
他总忘不了那个拼命拔毛和满地抓鸡的场面。有一次，文太科接到来自成都的订单，要一千只鸡。包括活的和杀好的。
杀好的要去毛去内脏，包装起来。村民人手不够，文太科带着实习生，一起杀了两天鸡——天气开始热起来，得在下午集中杀，拔毛拔到手软。随后，拔完毛的鸡与活鸡一起，装车运往成都。当时不知活的家禽晚上八点前不能进三环，车子被交警堵下来。但鸡关久会死，文太科和村民把活鸡放到郊区树林里圈着，八点后再捉起来，关进笼子，送进城去。
虽然文太科尽心尽力，抛开鸡苗和运输的补贴，这个养鸡项目，还是没有赚钱。
生计的确很重要。高思发正在尝试进行生计助学，用养猪或种豆子的项目，帮助贫困孩子的家庭。
小微生计项目实在复杂。吕小英打算，这类项目只投四位数的。因为，对社会组织来说，几万元简直就是大钱，别人给你捐了钱，就要把这个钱用好。
十一、女人
“能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又找到钱的话，比如搞编织等，是最好的。这种生活，她们最向往，还是勤劳朴实。”——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心家园在村里培育的社会工作骨干，是两位年轻女性。李传俊的照片贴在仁加村的活动室里。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女人无疑是社区中的骨干力量。回到村里并能为当地社区出力的，绝大多数都是女人。因为顾家，她们也很可能继续留在村里。在雅安，外来社会组织所培育的本土社区工作骨干，也大多是女性。她们天然具有粘合社会的性质，比如能歌善舞。
而这些女性骨干总是强调，丈夫支持自己。也就是说，要不然，她们就很难开展这项社会服务的工作。
而在大同村和仁加村的乡工中，男人大多是之前老年协会的成员，女人则多是救灾时帮忙的志愿者。后者服务社区的动机似乎更为纯粹，对未来也更为乐观和积极。
高思发的生计助学，所帮助的对象，大多是家庭不幸的妈妈。高思发请她们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虽然家庭有种种变故，但她们富于韧性。高思发认为，她们是足以让孩子骄傲的母亲。
十二、“人道主义”
“（ ）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A人道主义 B科学发展观 C共产主义 D宗教思想”——乡工小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试题
“人道主义”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这是吕小英给乡工们出的试卷上的题目，上面全是选择题。之前培训了四次，这算是一次总结。但老人们看不清字，读题比较慢，再说本来也不太记得住。大部分人分数都不高，甚至有没答完的。
石传敏得了八十多分，已是高分。但她把这道题答错了，选成了科学发展观。她回顾这道题，反思到：“科学发展观，是在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开发。首先要做人道主义，要有人，人才能规划一切。”
还有一道题，是关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石传敏也答错了。她说：“我想到，先有爱，然后才有尊重。你爱都没有付出，谁尊重你呢？对不对，等于有种升华。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但一个前一个后。就是这两个之间徘徊。道理转过来，也是想得通的。我受人尊重了，也付出爱。看你从哪个角度进入，需要什么目标。”
她觉得，答这些题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她想起高中的毕业歌，唱完这首歌，她就去下乡劳动了，再后来去打工。而这些选择题，这些排除错误答案的过程，似乎把人拉回少女时期。也许，她不必知道人道主义的完整定义。因为她说：“争来争去有什么用，让一下多好。有能力的过得好点，能力不好的，又瞧不起人家，这不行。你不一定是全的。大家要和平相处。”
而在救灾的实践中，人道主义又化为具体可执行的标准。
2013年4月25日，四川雅安芦山县，一顶搭在石地上的帐篷。 杨一 澎湃资料图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老鬼——这位退伍军人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多次抗震救灾，也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如今，他能把全球一百家机构根据以往经验汇编成的“人道主义核心标准”说得头头是道。一人一天要喝多少水，吃多少食物，都是救灾需要掌握的信息。还有性别视角，女性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
尊重恰好是人道主义的一项原则。比如，救灾要尊重所有人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如果有人遇难，不可能扔在那里。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丧葬仪式，要尊重人家。但又不能让他在自己住的帐篷里做丧葬仪式。所以要专门选一个地方作为殡仪馆，也是为了安全。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灾民的饮食清单。”
老鬼认为，不是谁扛着旗子，穿着迷彩服就能进入灾区救灾的。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一定要标准化。
十三、减防灾
“应该让更多人来参与。但这个圈子里，能带动社会组织的人不多。社会组织的人个性很强。救灾指挥，你说话，人家得听。这些人是武夫的脾气。”——老鬼／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
2013年4月21日，四川雅安宝兴县灵关镇，两位小朋友在灾民安置点的帐篷中。 杨一 澎湃资料图
减防灾在四川是个重要课题。这里灾害频发。但中小型灾害乏人关注。雅安地震后，壹基金找到中国心的原点公益，希望联合本地组织，发起应对中小型灾害的救灾网络。实际上，在救灾方面，本地组织能应对中小型灾害，才能在应对大灾害上起到作用。
这个覆盖四川19个市州的救灾网络，随时可以响应灾情。有意愿的救灾组织，被加入到网络中。原点公益为其做能力建设，也关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通过一些项目提升其能力。而这些社会组织在遇到灾情时，就有义务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参与到救灾当中。
具体而言，减防灾是一门专业。
上海等地也有不少学校，请老鬼来做减防灾的培训。他会评估学校潜在的灾害风险，以及老师与孩子的能力，挑选自己准备好的课程——一些内容是自己研发的，因为中国建筑结构不同，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
研发课程也挺费钱。最笨的方式是做实验。比如，逃生要砸玻璃，要看砸哪块合适。老鬼找了个玻璃厂赞助。一共砸了两千块玻璃，各自记录在什么位置敲，破碎要花多长时间。这样综合算出，整块玻璃哪个位置可以最快最完整地砸碎。
而如果要研究生命三角区，就得盖假房子摇。老鬼认为，不是三角区就能救命，有些区域不找三角区反而安全。
老鬼定期去川大和港理工合办的灾后重建管理学院讲课，甚至给民政系统的官员培训，让官员能看懂灾害管理的报告是怎么来的。
老鬼说，高层政府的民间合作，找的还是2008年的志愿者。本来应该让更多人参与，但人们最信服的还是最老资格的这批人。
十四、行动研究
“行动了就是研究者，一定要研究自己的东西。不学习，很多时候被专家忽悠。人家谈专业，你弹不出来，就傻眼了。”——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2013年4月25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的村民们聚到了一起，或坐或站在坍塌房屋的废墟上，望着铲车和挖掘机正在清理房屋废墟以腾出一块空地于今后建造活动板房。澎湃资料图
行动研究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主的网络。其中，高思发学历最低，但经验最丰富，也有充分的学习愿望。他参与行动研究已有六年，如今成为里面的骨干力量。
行动研究意味着，自己研究自己。高思发认为，很多基金会不相信，一线工作的人还有做研究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事说清楚，才能让出资方认可自己，才能有尊严。否则，等着别人来研究，与自己的初衷不符，容易招致误解。
相对来说，大多数研究者不接地气，而能扎根下来的社会组织也并不多。因此，行动研究是学习与自我反思，也是自己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高思发感觉，专家喜欢从理论上谈，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在一线做服务，研究的是自己已经重建了什么样的东西。他打算写一篇关于家庭重建的文章，谈谈这些年来，重建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